韩非子云:“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着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韩非子·六反》)。自古以来，法律都涉及国家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医疗、教育、交通等等，在水利方面更是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秦最终脱颖而出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结束了几百年列国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依赖于秦朝当时雄厚的经济实力、军事政策等，当然，与当时完备的水利法律规制也是密不可分的：

防洪治河

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最早的防洪法律。在《礼记·月令》中关于防洪的规定：“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就是说当雨季来临时，地下水开始往地上涌，要赶快巡视各地，看看原野形势，必须修正的堤防要马上赶修，淤塞的沟渠要立即疏导，并开通道路，清除障碍。这就是当时的水利法律。

秦统一六国之后，水利法规便进一步细化。秦始皇34年,在丞相李斯的主持下,“明法度、定律令”,把原有的法律加以修改和丰富,颁行全国。于是秦统一中国以前制定颁行的水利法律——秦《田律》在原有基础上经过修订和丰富后继续施行。

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这些竹简内文为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着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古书。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等十大类内容，其中法律部分记载了秦代施行的二十几个单行法规的条款原文，共记载法条六百条。

在《秦律十八种》的《田律》有记载：“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九月，大除道及除浍；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隘”的法令。它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一年之中砍伐树木、拦河筑坝、动工疏浚渠道、整修或新修陂塘、桥梁的时间。在《秦律十八种》的《徭律》中也有关于防洪的法令：“度功必令司空与匠度之，毋独令匠。其不审，以律论度者，而以其实为徭徒计”。这条法令是有关严禁阻塞水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洪水泛滥。同时，《田律》还规定各地在播种后下了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应即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顷数和已开垦而未耕种田地顷数。禾稼生长期下雨，也应报告降雨量的多少和受益田地顷数。如有发生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害和其他虫害等损伤了禾稼，也要报告受灾顷数。距离近的县，由走得快的人传送报告，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在八月底以前送达。

农田水利工程

秦时期，大规模的人工灌溉工程开始出现，其中比较着名的有在黄河流域修建的郑国渠以及在长江流域修建的都江堰。

   郑国渠是关中最早修建的引水灌溉工程。公元前246年，秦始皇派水利专家郑国负责开凿，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历时十年建成。《史记》载，“凿泾水自仲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河三百余里”。郑国渠从今天的陕西泾阳县王桥镇上然村西北一公里处引水，由西向东，穿过今泾阳、三原，经富平、蒲城以南退水入洛河，全长126公里，灌溉农田4万余顷。郑国渠的建成使原来瘠薄的渭北平原，变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为秦国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郑国渠渠道示意图

    都江堰是我国第一个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岷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海拔高度在三千米，山高水急，一旦进入成都平原，水流速度骤然减慢，夹带的泥沙、岩石大量沉积，淤塞了河道。雨季水涨时，易口泛滥成灾，雨水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由于四川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于是秦昭王时（约前256-251年）委任知天文、识地理的李冰为蜀郡守修建都江堰。公元前256年李彬与他的儿子率领当地百姓，建成了都江堰。都江堰工程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三大部分构成，科学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史书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也”，成都平原成为秦国重要的粮仓和给养基地。都江堰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都江堰

航运工程

灵渠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消灭中原六国后，决定进兵岭南。这时就需要大量的粮食供给，但由于岭南交通不便，所以必须水运转运粮食。据《史记·主父偃传》载：“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 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 ，示不复用。……，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虡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灵渠的开凿，使援兵和补给源源不断的运往前线，推动了战事的发展，使得秦朝征服岭南。

自此，秦朝的水利法规在周朝之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对于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是普惠着后世各朝各代。